一場圍繞全球經濟的會診在土耳其舉行。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當地時間2月10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閉幕。參會的各國財金要員為全球經濟增長勾勒出一幅充滿不確定性的前景，誓言必要時將動用貨幣及財政政策來消除經濟陷入停滯的風險。

　　作為此次會議的東道主和主席，土耳其副總理阿里·巴巴詹在會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此次會議富有成果，會議承諾將有效和及時地落實G20全面增長戰略，積極推進1000多項改革，實現到2018年世界經濟增長2%的目標。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會議上表示，2015年中國將持續推進財稅體系改革，使財政政策對促進經濟增長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各國普遍理解寬松必要性

　　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2015年和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都下調了0.3個百分點。這一跡象表明，該組織對全球經濟中期前景日益悲觀。

　　穆迪高級副總裁狄羅恩告訴記者，油價下跌在原則上應該會顯著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但并未調高對G20國家的經濟預測。能源價格下跌所帶來的意外收入增長會被一系列因素所抵消。在中國，能源成本下降不會阻止經濟活動持續而漸進地放緩。

　　G20財金官員們表示，樂見部分主要經濟體前景向好，但對全球經濟整體狀況評價不高，稱增長并不均衡且貿易增長緩慢。“部分國家經濟增長潛能有所下降，需求依然疲弱，就業前景仍黯淡，且收入不均衡現象加劇。”

　　除中國外，美日歐這三大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面臨不同的現狀與問題，美國復蘇漸上軌道，但歐盟和日本的經濟增長正在走向一條重啟量寬之路。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暗示，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應進行赤字支出，如果只有美國一枝獨秀，那么全球經濟也無法順利前行。

　　2015年1月22日，歐洲央行在2015年首次貨幣政策會議后宣布，維持主要再融資、隔夜存款、隔夜貸款三大利率不變，將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利率降低10個基點，同時宣布自3月份起每月購買600億歐元公共及私營部門債券直至2016年9月底，以達到預期通脹目標。

　　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暨法國央行總裁諾亞稱，沒有跡象顯示貨幣戰正在醞釀，而且此次會議也表明各國普遍理解放松貨幣政策的必要性。

　　“在經濟增長、物價、金融穩定回歸正常化前，需維持寬松貨幣政策。”G20公報草案稱。

　　中國強調改革與風險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正在結構與速度之間找尋一個最佳平衡點，盡管GDP保八時代已經漸行漸遠，但外界對中國的期待變得卻比以往更大。

　　朱光耀認為，保持強勁可持續增長的中國經濟，將繼續為全球經濟穩定發展做出貢獻，G20成員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就中國的財政政策，朱表示，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2015年中國政府將進一步深化預算體制改革，持續推進財稅體系改革，使財政政策為促進經濟結構改革和經濟增長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按照財政部的計劃，2015年將力爭把“營改增”范圍擴大到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等領域;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配合全國人大開展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實施煤炭資源稅費改革等。

　　此外，參會的央行副行長易綱還強調，中國政府將繼續積極推進結構改革，支持低收入人群住房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做好風險防控，密切監測房地產市場和影子銀行，增加地方政府債務的透明度。

　　結合中國物價和經濟增長現狀，巴克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常健告訴記者，政府需要在滿足進一步政策寬松需求的同時，對抗刺激資產泡沫和推遲結構性調整的風險，在二者之間達到平衡，我們將之稱為“被迫”寬松。

　　但他說，如果通脹情況大幅低于基線預測，或者增長放緩速度明顯超出預期，不排除央行推出額外寬松措施的可能性。

　　中國投資更注重質量

　　全球刺激經濟的辦法中，加大固定資產投資是繞不開的一項。此次G20會議決定制定具體和富有雄心的投資戰略以促進各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并期待全球基礎設施中心早日建立并投入運行。

　　結合中國現狀，朱光耀說，在投資領域，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國政府更加注重投資的質量。

　　常健分析說，自2011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嘗試著用經濟結構調整和逐漸地去杠桿化來實現其中期目標。中國如今經濟增長放緩是結構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原因就是產能過剩和大規模無效投資。

　　在此基礎上，投資的有效性就顯得格外重要，“事實上，任何廣泛的貨幣寬松政策都會加重杠桿化，提高負債水平，并且造成潛在的金融風險。”常健說。

　　2月11日，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2015年，國家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強投資調控，定向精準促進投資增長，增加有效投資，加大對經濟社會薄弱環節的投資，切實提高投資效益，充分發揮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

　　我國還將進一步調整優化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重點支持具有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意義的重大項目，創新中央投資使用方式，支持社會資本參與重點領域建設。加強項目前期工作審核，強化中央預算內投資項目儲備。